刑事律师罪名解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修正）》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立法背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各种名目诱骗大量群众参与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一度比较严重，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滋生各种犯罪活动，影响一些地方的社会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于1998年4月18日发出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禁止一切形式的传销活动。国务院于2005年8月通过了禁止传销条例。在刑法修正案（七）增加本条之前，实践中司法机关打击传销犯罪活动主要是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也有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适用集资诈骗罪，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规定处理的。近年来多发的“传人头”式的传销活动，由于没有用于传销的实际“商品”，对是否能够认定为“经营”活动，存在不同认识；同时，对传销这种涉众型犯罪，必须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只要具备传销的基本特征并且达到一定规模，就应当予以坚决打击。基于上述考虑，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行为单独作出规定，以更有利于打击传销犯罪活动。
条文解读:
根据本条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中的传销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往往以从事商品、服务推销等经营活动为名，诱骗他人参加。传销活动一直为国家所禁止。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诱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往往利用一些群众急于“发财致富”的心理，编造各种名目的“经营项目”，如“种植”“养殖”“共销入股”“网络倍增”“消费联盟”等，有的甚至打广告，拉名人做宣传。不论行为人编造何种名目，其承诺或者宣传的高额回报都是虚假的，至于其经营的商品，只是象征性的“道具”，有的甚至没有任何商品或者服务，而纯粹欺骗参加者去“拉人头”。
第二，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传销活动的目的就是诱骗尽可能多的参加者加入传销组织，骗取参加者缴纳的钱财。参加传销组织的条件，就是按照传销组织的要求，购买传销组织“经营”的“商品”或者“服务”，又称“入门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所谓“商品”和“服务”，有的具有真实内容，但物非所值，有的仅仅是名义上的，是虚拟的。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其本质是只有在“购买”了一定数量或者金额的“商品”或者“服务”后，才能取得进一步发展其他成员加入传销组织并按照一定比例抽取报酬的资格。
第三，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的依据。这是关于传销组织在结构特征上的层级性的规定。各种传销活动不论名目如何，在组织结构上都是按照加入的顺序、发展人员的多少、“业绩”大小等因素组成“金字塔”型层级结构。尽管每一个传销组织具体确定层级所采用的计算方式和称谓可能各不相同，如有的实行“五级三阶制”等，但所有传销组织的共同特征是，参加传销者的回报取决于其在传销组织中的层级位置；而参加传销者的层级位置则取决于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的数量。所谓“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的依据，是指有的传销组织直接以参加者所发展的人员的数量作为计算其回报的依据；有的传销组织的“计酬规则”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直接以参加者发展人员的数量多少计算回报，但是以参加者的“业绩”，或者参加者所发展的人员（下线）的“业绩”作为计算回报的依据，这实际上也是“间接”地以发展人员的数量计算回报。这样一种机制就诱使传销的参加者不断挖空心思，欺朋骗友地“发展”他人参加，使传销组织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也有将传销组织形象地称为“老鼠会”。这里的“计酬”与“返利”，并无本质不同，是针对传销组织所采用的不同名目的回报计算方式所作的规定。
第四，传销活动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诈骗性。传销活动尽管名目繁多，组织内部的结构也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在于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对参加者进行精神乃至人身控制，诱骗甚至迫使其成员不断发展新成员（下线），以敛取成员缴纳的“入门费”。传销组织所虚假宣传的“经营”活动，根本不可能保持传销组织的运转。有的传销组织甚至没有任何实际经营活动。传销组织许诺或者支付给成员的回报，来自成员缴纳的“入门费”，要保持传销组织的运转，必须使新成员以一定的倍数不断增加。由于其人员不可能无限增加，资金链必然断裂。由此可见，传销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诈骗活动，传销组织是一种诈骗组织。这种诈骗的特殊性在于，传销组织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诈骗机制。参与传销的人员不论对传销组织的诈骗本质是否有所认识，一旦加入传销组织，就成为这种诈骗组织的一部分，其不断发展下线的活动本身又导致更多的人卷入传销诈骗组织，骗取大量参加者的财物。因此，传销活动的参加者既是这种诈骗活动的受害者，又是使这种诈骗机制发挥作用的违法者。
第五，传销活动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利用传销活动骗取参与传销者大量财产，给传销参与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受蒙蔽参与传销的多是农民、下岗工人等低收入、不具有抗风险能力的群体，这些人受传销组织蛊惑，有的变卖家产，有的将失地补偿金、买断工龄补偿金等投入传销。传销活动使这些梦想暴富的传销痴迷者倾家荡产，生活无着，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传销活动往往打着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旗号，有的还借机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干扰其他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关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根据本条规定，只有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才能构成本罪。其他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如上所述，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的违法者。本着教育、挽救大多数的原则，对其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或者批评教育。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根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一）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二）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三）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四）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五）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本条规定了两档刑罚：对构成犯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根据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一）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的；（二）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三）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六十人以上的；（四）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此外，针对传销组织属于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贪利性犯罪的特点，本条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作了“并处罚金”的规定，即对于构成本罪的，均应当处以罚金。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对此类犯罪财产刑的适用，以剥夺犯罪行为人的犯罪收益，消除其再犯的经济基础。
相关规定:
《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八条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法背景与条文解读》 2021年3月版 第5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