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原审被告）郑XX，男，195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务农，住重庆市奉节县。
委托代理人黄X，重庆XX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XX，男，197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务农，住重庆市奉节县。
委托代理人王耀波，重庆XX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XX，男，198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务农，住重庆市奉节县。
上诉人郑XX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15）奉法民初字第04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1月22日，余XX之子余X因病，由郑XX为其治疗后于当晚10时许死亡。2014年11月23日，在当地政府主持下，郑XX与余XX就关于余X因病治疗后死亡达成了书面的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由郑XX补偿余XX30万元，同时约定该款应当在2014年11月25日前支付，死者余X的善后事宜由郑XX承担。2014年11月24日，余XX与第三人郑XX在当地村委会主持下再次签订关于余X因病治疗后死亡的书面补偿协议，该协议对付款方式进行了重新约定，没有改变原协议的其他内容。另查明，2014年11月24日郑XX已支付10万元补偿款给余XX，并为处理死者余X的丧葬事宜花费13161元。再次签订补偿协议的原因系因为郑XX没有筹借到钱不能按照原协议的约定给付赔偿款。第三人郑XX与郑XX系父子关系。
郑XX在原审诉称，2014年11月24日，余XX在其子余X死亡原因不明的情况下邀约多人以威胁的手段恐吓第三人郑XX，以不追究其父刑事责任和杀害其父等理由，强迫第三人签订由郑XX来承担赔偿协议的无效补偿协议。郑XX对此毫不知情也没有授权第三人签订任何由郑XX来承担赔偿义务的协议，因此，特起诉至法院，要求判决确认于2014年11月23日及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关于余X因病治疗后死亡的补偿协议无效；诉讼费由余XX承担。
余XX在原审辩称，余XX之子余X于2014年11月22日因病由郑XX为其治疗后当晚10时许死亡。事故发生后，已向有关部门报警，并封存了相关证据。关于双方于2014年11月23日签订的有关余X因病治疗后死亡的补偿协议，是在当地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意见，不存在胁迫的行为。关于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补偿协议，由于郑XX没有借到钱，双方对赔偿款的给付期限重新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的签订也是在村委会的主持下达成的。两份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请求驳回郑XX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郑XX在原审辩称，2014年11月24日签订关于余X因病治疗后死亡的补偿协议是在受到他人胁迫的情况下所签。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据此，本案中关于余X因病治疗后死亡的补偿协议具有合同的法律属性，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2014年11月23日签订的补偿协议，原告诉称系在胁迫的情形下所签，没有证据加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以采信，该协议依法成立，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该协议的签订系对2014年11月23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中补偿款支付方式予以变更，从此份协议的形式要件来看，协议所确定的义务人仍然为郑XX，但签订协议的代表人为第三人郑XX，郑XX诉称该协议的签订本人不知情，没有授权第三人郑XX代为签订该协议，此协议应属于无效，第三人郑XX诉称其签订该协议时没有经过郑XX授权，且也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所签，认为该协议无效，对此，第三人没有举示证据加以证实系在受胁迫的情形下所签，一审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代理权问题，由于郑XX与第三人郑XX系父子关系，且该协议的签订系在村委会的主持下所签，余XX有理由相信第三人郑XX具有代理权，故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XX要求确认2014年11月23日及2014年11月24日关于余X因病治疗后死亡的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郑XX负担。
一审法院判决后，郑XX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郑XX主要的上诉理由是：1、余X因的死因不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余X因治疗死亡不当。2、郑XX无上诉人的授权，代理上诉人所签协议无效。3、上诉人与余XX签订协议时，被上诉人以人多势众胁迫上诉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该协议应予撤销。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协议无效或可撤销。
余XX二审中辩称：郑XX称协议系受胁迫所签无证据，当时派出所、村民委员会都在场，郑XX的女婿也签了字。郑XX系代表郑XX签字，是在综治办主持下达成的。
郑XX二审中辩称：余XX怕我父亲还不出钱才要求我签的协议。
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外，本院查明的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中，经本院释明，郑XX同意本案依其一审诉讼请求即要求确认两份协议无效进行审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请求合同无效必须符合上述五种情形。本案中，郑XX与余XX因余XX之子余X在郑XX处治疗后死亡一事，在当地政府主持下，医患双方自愿达成了书面的补偿协议。现郑XX上诉称余X死亡原因不明，原判认定余X系因治疗死亡不当的理由，因郑XX与余XX达成补偿协议时，郑XX对于余X的死亡原因并未要求进行尸检，由于双方已就余X死亡一事达成协议，且目前在客观上已无法再行进行尸检，故郑XX应对此请求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郑XX与余XX签订该补偿协议时，是否存在胁迫行为的问题，因双方签订协议时，当地镇政府、派出所等部门均主持参与了调解，现郑XX亦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签订协议时有胁迫行为发生，故原判认定2014年11月23日签订协议时不存在胁迫行为并无不当。同时，结合郑XX与余XX所签订的补偿协议的内容，主要系协议双方对余X经郑XX治疗后死亡一事所达成的补偿协议，其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既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也没有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至于2014年11月24日郑XX代郑XX签字的补偿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因郑XX与郑XX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郑XX作为郑XX之子，在郑XX与余XX达成补偿协议后的次日，代郑XX就补偿数额的给付期限进行重新约定，郑XX对此已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内容履行了部分给付义务，足以说明郑XX对此代理行为予以认可，符合我国农村居民一般家事代理的情形。综上，郑XX与余XX达成的两份协议，系双方当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该两份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对此认定及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郑XX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盛XX
审判员铁XX
审判员李迪云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何XX
